第一，也是最关键的，要控制宪法解释的自由空间。
公安部2006年发布的《公安机关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有关问题的解释》（公通字〔2006〕12号）指出，该条规定的旨趣在于化解矛盾纠纷、维护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这表明治安调解的制度目的具有一定的公共性指向。韩思阳：《裁量收缩理论在国内司法实践中的运用——以行政复议案例为基础的整理》，《行政法学研究》2012年第4期，第89页以下。
[19]有限政府的行政权力来源于法律的授权，换言之，政府无法外之特权。虽然治安调解的手段具有一定的非强制性、非权力性，但非权力行政的实际运作，也可能伴随着压制性力量，并产生规制、侵益的效果。然而，随着现代市民经济活动的发展，私主体之间的财富差距和能力差距不断扩大，乃至出现两极分化，行政的中立性逐渐难以立足，在消费者保护、环境保护等领域，国家有必要采取积极行动。例如，行政处罚法规定，在实施行政处罚时应责令侵害人改正或者限期改正违法行为。人民警察法第11条规定，为制止严重违法犯罪活动的需要，公安机关的人民警察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可以使用警械。
[60]由此看来，判断某种警察行政活动究竟应当遵循法定主义还是便宜主义，不应忽略其所依据的实定法的规范构造。而劝阻可能遭遇诈骗的个体实施交易或转账汇款，或针对某一交易行为提供防诈骗指导或建议，则有助于保护个人权利免受侵害。因此，一旦宪法典之外的内容鲤鱼跳龙门般越过修宪门槛，各方基本会接受这一结果。
但上述推论也存在因噎废食的倾向。而宪法解释则会在宪法典既有的三条中选择内容A（A可以是某一条款或某一概念），然后把A解释为包含有内容X的AX。开放前端会导致宪法门户大开，破坏封闭性从而伤害宪法的至上性。[15]如艾斯克里奇（William N. Eskridge）等学者所言，超级立法虽然没有经过修宪的超级多数程序，但其实已经接近准宪法的地位。
美国不成文宪法曾出现几次浪潮，[9]细看会发现，这几次浪潮很大程度上就是美国通过宪法解释从后端引入宪法典外内容的高潮。因此，修宪、宪法渊源和宪法解释其实都可以服务于引入宪法典外内容的功能。
[31]当然，备案审查不同于合宪性审查，并不必然涉及宪法解释，但合宪性审查一定涉及宪法解释。在三个选项中，绝大多数成文宪法国家修宪的成本明显更高，是国之大事。[16] 我们没有必要顺着美国学者的思路一头扎入对《1964年民权法》的分析。此外，值得注意的是，要正确认识美国最高法院过度政治化的教训。
布鲁斯•阿克曼（Bruce Ackerman）等学者之所以去关注美国宪法第5条常规修宪之外的非常修宪方式，原因也正在于此。这也就是所谓的定分而不止争。因此，研究宪法渊源其实是为了厘清哪些宪法典之外的内容可被视为广义上的宪法。从解决宪法典不够用这一功能出发，两者其实是一种替代甚至竞争关系。
[11]在霍姆斯看来，法院多数意见是借助宪法解释把社会达尔文主义和自由市场的意识形态引入宪法。与宪法渊源的混沌相比，建设和完善宪法解释的主体责任和路线图至少是清晰的。
在现代社会，不同利益和价值间的冲突日趋多元和激烈，避免有意无意把己方或强势的利益和价值通过宪法解释引入宪法的难度也只会越来越大。进入专题： 宪法渊源 宪法解释 。
当保守派不断通过宪法解释剔除民权运动和沃伦法院对宪法的改造，自由派通过把《1964年民权法》等超级立法置于宪法性法律的地位，试图把自己想要的内容重新注入宪法，或至少对冲由保守派掌控的最高法院源源不断做出的宪法解释。权利式宪法外内容则指那些没有被宪法列举，但却被认为十分重要的基本权利或利益，比如美国宪法没有写入的隐私权。对中国读者来说，更有意义的问题是：对美国这样一个宪法解释已经很活跃和开放的国家来说，为什么还要创造出超级立法的概念？更进一步，当宪法解释已经在后端开辟通道，为何还要借助超级立法和宪法渊源从前端再引入宪法典外的内容？回答这些问题，仍要借助宪法渊源和宪法解释的功能替代关系。在应然上，宪法作为最高法的权威性要求其必须具备稳定性和相当程度封闭性，即张翔教授所说由至上性而导致的封闭性。以美国为例，进入20世纪之后，新政和民权运动虽然都从根本上改变了美国的宪制（constitution），但都不是通过宪法修正案完成的。所谓超级立法，是指在国会通过的立法中有极少数立法比其他立法更重要和根本，它一般需要符合以下三个构成要件：（1）为国家政策建立了全新的规范或制度框架。
至少在中国宪法上，后一条通道目前是不存在的。因为并不能简单地得出，每年审理的案件越少或越多就越有利于控制宪法外内容进入宪法的结论。
这里面不乏充满洞见和想象力的选择，但由于没有官方的认定机制，它们永远只能是一家之言。更准确地说，只靠宪法典文本所体现的字面含义是不够的，因此必须引入宪法典之外的内容。
因此，宪法解释这一通道虽然看似高度开放，但实际上变为主要向保守派开放，保守派通过垄断宪法解释的通道把大量他们认同的内容注入宪法。但被引入的内容是事关权力还是权利，其实是非常不同的。
[34]严控引入权利式内容的确有利于宪法的稳定和封闭，但却会导致宪法的无力和无用，从而反过来伤害宪法的至上性。[27]不同于通过减少案件数量来减少夹带私货可能的思路，作为拜登委员会成员的杰克•巴尔金（Jack Balkin）提出的方案反其道而行之：通过增加最高法院每年审理案件数，让大法官淹没于烦琐事务而无暇触碰政治敏感案件。换言之，宪法解释可能才是宪法典之外还有宪法的另一件外衣。较少的案件数量反而会给有野心或政治议程的解释者足够的闲暇集中精力去做他们想做的事情。
各方只能不断出具一份又一份宪法渊源的学者建议稿。站在功能替代的视角，既然宪法解释相对于宪法渊源具有一定优势，这一问题就具体地呈现如何建立和完善宪法解释程序。
所以修宪和重新制宪一样，很难成为宪法典不够用相对日常的解决方案。对美国来说，围绕宪法渊源的确不曾产生集中争论，那么争议大概率是从前端的宪法渊源转移到后端的宪法解释。
在一定意义上，隐私权的宪法基础甚至比洛克纳案更加薄弱。如果说宪法渊源是名的话，这一功能才是真正的实。
输的一方（甚至赢的一方）很可能仍不认同解释机构对宪法的解释，但只要各方还停留在宪法框架内，他们就会认可由官方机构通过宪法解释分出胜负的这套机制。我国《宪法》第64条规定：宪法的修改，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者五分之一以上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提议，并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全体代表的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数通过。但悖论在于，只有当宪法对某些问题存在空白或模糊时，才会产生宪法解释的需求，因此宪法解释必然涉及重大敏感问题。长期以来，美国最高法院的政治化、让法院远离宪法[22]和人民的宪法[23]等概念和理论的提出，针对的就是宪法解释的门户大开和夹带私货。
[18]做减法则意味着，他们主张即便是在宪法典中，也只有少数条款称得上是经典。[29]德国宪法法院近年每年判决案件的数量更是在5000件左右。
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美国。基于类似的逻辑，如果宪法解释机构一年处理的案件过少，似乎夹带私货的机会也会相应减少。
如前所述，各国宪法对于修宪均有明文且门槛相当高的规定。功能替代的视角又能为我们思考合宪性审查制度提供什么帮助？如上一节所说，从引入宪法典外内容的功能来看，位于后端的宪法解释的确相较于前端的宪法渊源存在优势。
